元朝为什么信奉藏传佛教(元朝佛教为什么会败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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喇嘛教双修 一文概览:藏传佛教是如何“玩死”元朝的?

随着帝师制度的建立和宣政院的改制,藏传佛教的政治地位逐步加强。不过,随着时间的推移,一直有功于元朝国家建设的藏传佛教,开始走向了另一极端。

忽必烈与“帝师”八思巴

权势过大,中央难以监控

自忽必烈之后,元朝的历代皇帝及其家眷,均需受戒皈依为佛家弟子。《南村辍耕录》卷三“受佛戒”记载:

……. 累朝皇帝先受佛戒九次,方正大宝,而近侍倍位者必九人,或七人,……. 此国俗然也。

在元朝,法会(元称好事)名目数量繁多,可谓“前无古人,后无来者”。仅《元史·释老传》具体罗列出名称的“好事”,就超过了三十多种。

藏传佛教中的金刚持

皇室如此崇佛,佛教势力很快就渗透到了元朝政治等各领域。早在八思巴时代,忽必烈就设总制院,尊八思巴为“帝师”,统筹全国释教和蕃地(***)事务。

至元二十五年(1288 年),尚书右丞相兼总制院使桑哥 嫌其地位不尊,以“总制院统西番诸宣慰司军民财粟,事体甚重,品秩宜尊”为由,奏改总制院为宣政院。

宣政院“秩从一品,用三台银印”,其位甚崇。“院使位居第二者必以僧为之,出帝师辟举,而总其政于内外者,帅臣以下,亦必僧俗并用,而军民通摄。”

铜胎宣政院款龙龟印

除了品秩得到提升外,宣政院还与中书省、枢密院、御史台一样,不仅有了独立平行的任官系统,甚至还有单独用兵之权。

拥有中央人事、行政、司法大权的中书省、枢密院和御史台,很难有效插手宣政院大小事务;僧尼事务(释教)和蕃地事务也没有了监察空间,中央势力在一定程度上被分化。

破坏国家法度,社会影响极差

宣政院权势显赫,使得本就备受尊崇的僧尼阶层更加猖狂。少数僧人目无法纪,扰乱社会治安、破坏国家法度的案例时有发生。

八思巴弟子杨琏真迦,在桑哥支持下,盗掘钱塘、绍兴宋陵,令人发指

对于这些目无法纪的僧人,宣政院不仅没有予以制止和妥善解决,甚至有“火上浇油”之嫌。譬如武宗至大二年(1309 年),宣政院请“(凡民)欧(殴)西僧者,截其手;詈之者,断其舌”之旨。

尽管成宗、仁宗等曾试图加以拨乱反正,然而收效甚微,最终不了了之。

左:仁宗 右:成宗

坦诚说,僧人违法乱纪屡禁不止的根源,在于元朝法律上的不平等。僧人犯法,按例由宣政院受理,偏颇之处比比皆是:

诸僧、道、儒人有争,有司勿问,止令三家所掌会问;诸僧人但犯奸盗诈伪、致伤人命及诸重罪,有司归问,其自相争告,从各寺院住持本管头目归问;若僧俗相争田土,与有司约会,约会不至,有司就便归问。

僧人不但享有特殊的法律地位,甚至可以操纵法律。譬如帝师或上层高僧们,常常以“好事”为由,请求元朝 *** 释放重囚(史书称之为“秃鲁麻”)。不过,这些重囚大多都是有权有势官宦子弟或泼皮无赖。

藏传佛教中的文殊菩萨

本该受到法律严惩的重囚们,通过贿赂僧侣阶层,“顺利”逃之夭夭。据《元史》与《新元史》所载,顺利“大逃亡”的死囚犯,不下数百人。

至于释放这些重囚的理由,更是五花八门:

“用帝师奏”者;“皇帝即位用帝师奏”者;皇室人员有疾、祭日或诞辰请释囚者;帝师或皇室修佛事者;为皇室祈福者;某高僧圆寂,也得释囚。

藏传佛教中大白伞盖佛母

这种破坏法律、扰乱政纪之事,元朝上下并非毫不知晓,不少大臣上书屡次反对,几乎皆得到皇上采纳,但收效甚微

皇庆元年(1312 年)冬十月,云南行省右丞算只儿威有罪,国师搠思吉斡节儿奏请释之,仁宗皇帝斥之曰:“僧人宜诵佛书,官事岂当与耶!”

遗憾的是,皇庆二年秋七月,“以作佛事,释囚徒二十九人。”可见事态很难得到有效抑制,“释囚”的场景一直屡禁不止。

祸乱朝纲,导致国家衰败

元朝皇室崇佛,可谓“国策”之一。自忽必烈开始,经常举行各种耗资巨大的“好事”活动,动用国库修建各式各样的佛寺,对僧人的赏赐也是毫无节制,刊印佛经所费金银更是有增无减。

以大都为例,史载著名的藏传佛教寺庙,就有大护国仁王寺、大圣寿万安寺、大永安寺(香山)、大承天护圣寺、大崇恩福元寺、大天源延寿寺、寿安山寺、大承华普庆寺、大崇国寺、兴国寺等。另外,在宫廷内也有佛寺。

护国寺喇嘛塔,1949 年被拆除

大兴土木修建寺庙的背后,是毫无节制地征调士兵、百姓和工匠,很多 *** 离子散、家破人亡,耗费了大量的土地、物资、金银,使得国库愈发空虚,有些甚至直接搜括百姓以资建寺之需!对国家与人民的伤害,是不可逆的。

皇室的“过度”崇佛,让帝王的权威受到了严重的挑战。深 谙儒学的知识分子们,无不为之愤慨。

元朝儒生郑介夫,对帝师至京“朝野倾城相迎”的现状就颇为不满:“往年帝师之死,择取小帝师来代,不过一小庸厮耳,举朝郊迎,望风罗拜。”

畏吾儿大臣廉希宪

忽必烈在崇尚佛教后,命笃信儒学的畏吾儿大臣廉希宪受国师佛戒。

廉希宪毫不客气地顶撞道:“臣受孔子戒矣。”忽必烈又问:“孔子亦有戒耶?”廉希宪回答:“为臣当忠,为子当孝,孔子之戒,如是而已。”

据说忽必烈不仅没有生气,还连连赞许。

荒唐的元顺帝

纵观元朝诸帝,“崇佛”最荒唐的,莫过于元顺帝妥欢帖木尔。

元顺帝(1320—1370)

扳倒权臣伯颜后,元顺帝“图治之意甚切”。

在丞相脱脱的支持下,恢复科举,颁行《农桑辑要》,实行儒治,整饬吏治,蠲免赋税,开放马禁,削减盐额,编修辽、宋、金三史,国家一度有了“中兴之相”。

不过,罕见的天灾给了他当头棒喝。黄河决口、饥荒频仍、瘟疫爆发,人民流离失所,大量死亡。

自至正四年(1344 年)始,中国进入了灾害多发期,尤以腹里(北京、天津、河北、山西、山东以及河南的黄河以北地区和内蒙的一部分)和河南行省(河南中南部、湖北大部、江苏中北部,安徽中北部)最为严重。

黄河决堤,让元朝几近崩溃

天灾引发了一系列后遗症:各地烽烟四起,不少地方的统治机构瘫痪,陷入土崩瓦解的绝境。时间一长,元顺帝锐意进取的劲头,可谓消失殆尽。

丞相脱脱死后,元顺帝彻底堕落。

他声色犬马,长期不理朝政,沉溺密宗,修炼所谓“男女双修之术”,朝堂成了君臣淫态百出之所。他专门建造了上都穆清阁,连延数百间,并秘密室于修文殿旁,好事房于鹿顶殿侧,“取妇女实之,以备修习之用”。他沉迷于“十六天魔舞”无法自拔,还专门为此建造高阁,“飞桥舞台于前,四栏引翼。每幸阁上,天魔歌舞于室,繁吹导之,自飞桥西升,市人闻之,如在霄汉。”

(疑似)十六天魔舞

何谓“十六天魔舞”?史书记载,“天魔舞者,本西番佛曲,法式 ***”:

时帝(元顺帝)怠于政事,荒于游宴,以宫女三圣奴、妙乐奴、文殊奴等一十六人按舞,名为十六天魔。首垂发数辫,戴象牙佛冠,身被缨络、大红绡金长短裙、金杂袄、云肩、合袖天衣、绶带鞋袜,各执加巴喇般之器,内一人执铃杵奏乐。又宫女一十一人,练槌髻,勒帕,常服,或用唐帽、窄衫。所奏乐用龙笛、头管、小鼓、筝、蓁、琵琶、笙、胡琴、响板、拍板。以宦者长安迭不花管领,遇宫中赞佛,则按舞奏乐。宫官受秘密戒者得入,余不得预。

尽管朝中大臣百般劝谏,可元顺帝不但不听,反而想方设法躲避,甚至特意挖地道以躲“宰相以旧制为言”。

至正二十七年(1367)八月,元顺帝见大势已去,诏命皇太子领天下兵马。次年闰月,元顺帝携三宫后妃、皇太子、皇太子妃,逃到应昌府(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)。

应昌城遗址

同年八月,明军攻陷大都。至正三十年(明洪武三年,1370)四月,妥懽帖睦尔驾崩于应昌,享年五十一岁,庙号惠宗,蒙古汗号为“乌哈噶图汗”,明朝为其上尊号为“顺帝”。

在《蒙古黄金史纲》中,记载了一首元顺帝离京时所作的一首长诗:

不过,一些学者认为,这是蒙古史学家的“发挥”


总的来说,我们在审视藏传佛教在元朝的历史作用时:

不仅要看到元朝的崇佛政策对加强边疆(尤其是藏区)统治,促进民族经济、文化交流的正面影响;也要对这一政策走极端后,为整个社会经济诸方面带来的不可逆转的负面影响。

对于历史事实客观并理性的认识,能够帮助我们在未来少走弯路,少走歧路。

汉传佛教和其他佛教有什么区别 元朝为什么信奉藏传佛教

尤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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